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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方讀書社:[原創(chuàng)]遺失的簡牘:中醫(yī)經方是上古醫(yī)學

文/ graydragon

——對上古文化史(從新石器時代到春秋前后),除了考古成就,在文獻上,我們的認識,幾乎是空白。而《傷寒雜病論》寫作的原始素材,正是在這段時間區(qū)域內發(fā)展而來的。我們今天所稱道的中醫(yī)經方,屬于上古醫(yī)學。而金元以后興起之醫(yī)學,屬于中古醫(yī)學,直到明清瘟病,其中不可否認,混入了上古醫(yī)學的些許氣質。

上古時代,是文化的萌芽期,思維極其樸素,甚至可以用簡單來形容。很多后來具有影響力,占據(jù)統(tǒng)治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陣地的所謂陰陽、易、五行、道、儒等學說,從文化發(fā)生的角度來分析,在上古時代的早期和中期不可能產生,它們的萌芽應該是在中晚期。這些思想文化今天看來不科學,不高級,但與上古人類的思維素質相比,已經是大“巧”而非常高級、成熟、體系化了。

然而中草藥治療疾病的經驗,出于中華古人類生存的本能需要,上溯到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了漫長的艱難探索。所謂醫(yī)、食、住、行,是人在地球上生存的基本內容。沒有醫(yī),人種的繁衍必將面臨中斷的危機。在神農嘗百草這個傳說中,蘊涵的更是一個氏族的期望與重負,所以,這些部落的疾醫(yī)才能不顧個人安危,日嘗百草而中七十余毒。

所以,藥物的治療實踐經驗,其產生遠先于我們現(xiàn)在所稱道的陰陽五行、易等這些所謂的中國古典文化思想之形成成熟。換一個角度來說,用陰陽五行、易等體系化思想來試圖解讀極其樸素的中藥,是把上古人類想的太聰明了,而褻瀆了他們的天真。

老子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也;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這實際是大“巧”,古之人自始而有欺詐之心。但上古時代早中期的人類,天性淳樸,用《黃帝內經》的話來說,是“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上古天真論》描寫的宛如世外源,實際情況當然沒這么好,畢竟上古人類的生存條件殘酷苛刻得多,還有如部落的祭殺等兇殘行為,這也是文明尚處低級,思維不夠發(fā)達所導致,可看作天性淳樸之劣性面,不喜歡的就殺掉,可見其思維之單純。

《韓非子*五蠹》載“上古之世......民食果裸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腸胃,民多疾病”,文字描敘了上古人類的日常生活圖景片段,也正是在這種日常的采集勞作中,上古人類逐步獲得了單味藥物的應用經驗。考古學把使用打制石器的時期,稱為舊石器時代;使用磨制石器的時期,稱為新石器時代。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新石器時代的陜西西安半坡氏族遺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已經有了原始的農業(yè),對粟、水稻的栽培,這說明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對植物的認識已經相當豐富并能有意識加以利用。但單味藥物應用經驗的首次獲得,仍然是毫無意識毫無動機,是通過身體的反復嘗試才猛然意識到的,其單純一如雙手探入溪水中而感到的冰洌。這種思維支配是極其簡單的一一對應,沒有轉折。而由無意識的經驗獲得上升到有意識的探索認知,這是思維的發(fā)展。從單味藥物的經驗把握,到復方的偶然發(fā)生然后有意識去試驗掌握,再開始新一輪復方的探索,這是思維的高級化。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點出了中醫(yī)經方諸多方證的產生規(guī)律,這一過程,是古人腦力、思維能力的不斷增強,由簡單而逐漸發(fā)展到復雜,再復雜。

根據(jù)一些史料研究,春秋時期,陰陽、易、五行、道、儒等體系化思想開始初步萌芽,在戰(zhàn)國時期進一步爭鳴,最終在兩漢時期得以成熟。筆者不考據(jù)這些思想的實質性內容,僅僅從腦力、從思維的角度來分析,說明最遲在兩漢時期,知識分子的腦力已經具備分析問題的能力、剖析洞察事物本質的能力、收集信息數(shù)據(jù)的能力、對知識進行體系化的能力等,同時因語言文字的傳播,他們有條件面對大量的古人類遺產,第一手資料。而這說明,在兩漢時期寫作《傷寒雜病論》這樣的醫(yī)學著作,其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至于由誰來寫,以怎樣的形式,怎樣的內容來寫作,自不待后人擔心。

最終,東漢時期的傷寒流行,使這本醫(yī)學典籍橫空出世卻又隱晦被篡改而撲朔迷離,但它終究是幸運的,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尚能讀到其中的片段,隱晦而探尋其真面目。而如《漢書*藝文志》所載,“醫(y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這些醫(yī)學典籍卻是再也無法看到了,它們是華夏失落的文明。至于《傷寒雜病論》的本來面目,恐怕也只能乘坐時光快車去請問張仲景本人。而在感嘆之余,追思其時寫作文稿,而能一覽當時所存之醫(yī)學文獻,能親受經方宗師之所傳授,心情又該是怎樣的一種激動!因為,這是華夏文明的驕傲。也就在此之后,一次古文明的播種、耕耘、收獲的輪回在華夏這片土地上走到了盡頭。曾有學者指出,東漢之后,中國的古典文化思想驟然中斷。上古醫(yī)學,到東漢時期,剎那間閃射出耀眼光芒,然后驟然熄滅而幾成絕響。

此后的一千七百年,是陰陽五行醫(yī)學思想滋生、發(fā)展、壯大的時空,自張元素揭開中古醫(yī)學的面紗,從此中國醫(yī)學走上了另一條尷尬的不歸路。

中醫(yī)陰陽五行體系:中古醫(yī)學,萌芽于春秋戰(zhàn)國,成熟于兩漢,興盛于金元,爭鳴于明清,教學于當代各中醫(yī)高校。

中醫(yī)經方體系:上古醫(yī)學,肇始于春秋戰(zhàn)國之前(源頭上溯自新石器時代),成熟于兩漢,隱沒篡改于晉,復蘇于宋,爭鳴于明清,東漸于日本,陪襯于當代。



《傷寒雜病論》前東漢醫(yī)學透視(1)——《史記·扁倉公列傳》考
http://jfbbs.ctzy。net/read.php?tid=739

《傷寒雜病論》前東漢醫(yī)學透視(2)——《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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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雜病論》前東漢醫(yī)學透視(3)
故露馬腳,示人以故——從《傷寒論》《金匱要略》方劑命名規(guī)則談起

http://jfbbs.ctzy。net/read.php?tid=785
[ 此貼被graydragon在2007-10-24 10:32重新編輯 www.me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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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遠”,謹以此文預祝《經方論壇》第一輯付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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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話題很好,graydragon 繼續(xù)思考下去,繼續(xù)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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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黃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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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樓主!我與樓主的看法基本相同。
現(xiàn)在提倡回歸經典,大多追溯到《內經》時代,我感覺,《內經》應該算作中醫(yī)學發(fā)展過程的一個里程碑,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那是哲學思潮和哲理思維覺醒之際,人們開始用各種理性思維整理之前的各種成就,《內經》即是在如此背景下誕生,那是對原始人類在直觀和粗糙的思維模式下所認識的事物和現(xiàn)象進行了一種理性加工。
我個人覺得,用藥理論——即除了針灸和其他治療方法之外,且不說它是否具有自身的理論,或純粹是經驗的積累,至少不應該過分的依附于《內經》去解釋,過渡的解釋和闡釋,其實本身會給人的理解造成一種混亂。
我最近在看一本《論原始中醫(yī)》,這位作者就在講述《內經》之前的中醫(yī)學,樓主如果尚未看過,有空可以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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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煌教授建議此話題的思考。由此,我認為在繼承古方和創(chuàng)新應用方面,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的臨床實踐與理論總結的方法,應該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是否可以從中醫(yī)臨床與研究的方法學的角度,去研究仲景學術,或許會給我們現(xiàn)代的中醫(yī)的傳承與發(fā)展帶來啟示!黃教授,不知你認為此設想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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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第一,要將張仲景當作一位醫(yī)生來研究,張仲景不是神,而是人,而且是距今近1800年前的古人。張仲景有他的局限性。第二,將《傷寒論》《金匱要略》當作臨床經驗的總結去探討。這是臨床的實錄,而不是理論的大典。經典為我們研究理論提供了很大的空間。第三,《傷寒論》《金匱要略》不是全書。因為是臨床實錄,所以不可能全面,往往是局部,是零碎的,我們還需要不斷完善和補充。第四,經典中蘊含的方法論是最為珍貴的,這里有古代醫(yī)學認識人體認識疾病以及控制疾病的思想和方法,這是中醫(yī)學不斷發(fā)展壯大的基礎,是中醫(yī)學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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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yī)遠不是僅僅有陰陽五行醫(yī)學與上古醫(yī)學劃分這樣簡單.
樓主固然勤于思考,但未免機械了.
陰陽五行醫(yī)學的提法本身就有問題,陰陽五行不過是秦漢時期的一種思想方法而已,不僅漸于醫(yī)學,而且影響了秦漢幾乎所有的自然與社會科學,包括最具實戰(zhàn)性的兵家,看看武經七書,亦盡是陰陽家言.
戰(zhàn)國至秦漢之季的顯學,大抵有儒、墨、道、法、名、陰陽諸家,六家各有要旨,未必都崇陰陽。蓋陰陽五行諸說,肇始于春秋的自然主義者(以道家為主),成熟于鄒衍(戰(zhàn)國齊國哲學家),顯赫于秦至前漢.漢初尚黃老,以陰陽為哲學根柢,在<史記>中有陰陽家的思想線索,惜未有專書傳世.
醫(yī)經在漢代成熟,受陰陽家影響,勢所必然.哲學理論解釋科技現(xiàn)象,古今皆然.但是,科技自是科技,有其本身的規(guī)律,不能因為它的某種解釋方法,就認同于它從此種解釋方法出了,更不能命名于某某醫(yī)學.
看看內經,雖然有很多篇章有陰陽五行學的痕跡,但這是哲學的解釋方法而已,大量的還是古人認識生命現(xiàn)象的客觀記錄與思維認識(包括陰陽五行的認識).我們應當從醫(yī)經中將古人想說而沒有說明白的東西詮釋出來,而不是以陰陽五行醫(yī)學命名之而棄之.
陰陽是什么,五行是什么,本來也是十分樸素的命題,一點也不玄奧,四時更替,日夜輪回,星移斗轉,水火炎涼,這些是自然界的公理,一點也不神秘呀.別一說陰陽五行就以為踏入玄學的泥淖.
正確地認識,中醫(yī)學發(fā)生的過程,正確認識中醫(yī)學各種藥物與經脈治療方法的由來,認識社會人文因素與自然科技之間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才能讓中醫(yī)學變得真實.
傷寒論的實踐性很強,但不能就說其閃耀著上古色彩,它的每方每藥都是古代醫(yī)生一代一代的實踐與傳承的結果,理不清其藥其理的發(fā)生過程,就說其是上古醫(yī)學,與漢代尚黃老,動不動托名黃帝書是一回事.
一種藥物的治療作用,某個部位的刺灸效果,都有它的來源,但它們的來源是多元的,有的是實踐的總結,有的是思想的傳信,有的是風潮所致.這些都需要嚴謹?shù)膽B(tài)度去認知.
舉個例子:桃仁杏仁.兩者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很相似,都是薔薇科植物的種子,形狀大小色澤也相似,按照古人的認識世界的方法,應該得到它們藥理作用相似的結果.但兩者的藥理作用卻大大不同,一個是活血化瘀藥,一個是平喘止咳藥,相去遠矣.現(xiàn)代藥學也證明兩者的藥理活性成分都是甙類,為什么中醫(yī)學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呢.
這一結論從本經就有了,傷寒論方中也有體現(xiàn).說明在漢代的經方中就明顯區(qū)分了.經方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認識呢?仔細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桃這一植物的用途與巫術有關,用以驅邪,而婦科征瘕等病,古人不認識,只當是鬼祟,當然用桃仁治.桃仁的活血作用大抵由此而來.
所以,作醫(yī)史研究或者文獻研究,不能表面化玩概念,要能解決實際問題.陰陽五行也沒什么,與麻黃湯治風寒一樣,都有其認識的過程,只不過陰陽五行承載的東西太多了,我們要給它減負.
宋元以后的醫(yī)學,也未必是末世,不過受程朱之學的影響多一些,揭開面紗,我們還是能找到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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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先生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審視古代醫(yī)學,談得十分實在。這種態(tài)度,是我們研究經方所應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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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黃教授!“經典中蘊含的方法論是最為珍貴的,這里有古代醫(yī)學認識人體認識疾病以及控制疾病的思想和方法,這是中醫(yī)學不斷發(fā)展壯大的基礎,是中醫(yī)學的靈魂。”誠然如是。在此繼承的基礎上,我們在研究經方時,是否還有必要,或者還有可能借鑒現(xiàn)代其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呢?當然,只是借鑒合適的方法學而已,而其目的不是進行“非中醫(yī)”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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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看到一笑先生的回帖,非常精彩,如果能有足夠的時間向一笑先生請教,我想肯定也是精彩的!

“陰陽五行醫(yī)學”的提法或許不夠規(guī)范,但毫無疑問,對《黃帝內經》而言,臟腑體系是它的核心,是《黃帝內經》醫(yī)學體系的理論根基,假如顛覆了臟腑體系,則《黃帝內經》自然瓦解。

在我看來,臟腑學說只是一種假說,它具有隱蔽的欺騙性素質。

至于,醫(yī)學實踐的問題,7000年以來甚至上溯到1萬5千年前,在中國大陸這片土壤上從來沒有停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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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ydragon 先生客氣了,如果先生身在南京,很愿意與先生當面切磋。

趙洪鈞先生也有類似觀點:離開了陰陽五行,則內經就沒有了支撐,自然瓦解。(印象中此觀點出自他的《內經時代》)

大致同意graydragon 的觀點:臟腑體系只是一種理論構架,它具有隱蔽的欺騙性質。

顯然,樓主是將臟臟學說與陰陽五行學說約等了起來。但不能因為這兩種學說的“非實踐性”就不去研究它了。內經的臟腑雖然也有大量的性質是屬于解剖的,但大致是屬于一種“陰陽五行化”的臟腑,這一點無所疑問(其實“陰陽五行化”也不準確,因為還有其它哲學思想或者數(shù)術思想的影響,不單純是陰陽五行),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數(shù)術化的臟腑”。

從最早的解剖認識,到數(shù)術化的臟腑,這一轉變是兩漢時期的醫(yī)學理論體系化的需要,有大量的人為的因素,但也不是沒有一點進步的意義,我們在解讀的時候,應當將其中的真實內容解讀出來。

千古遺書迷遠近,今天,我們能不能對經典有比較準確的解讀?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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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腑學說是講氣化,觀《黃帝內經》中人體功能氣化模型并非臟腑一家,三焦也是氣化模型,六經也是氣化模型,所以,未必中醫(yī)的基礎理論一定要建立在臟腑學說這一功能氣化模型基礎上。擯除了臟腑學說的《黃帝內經》,完全可以重新再建中醫(yī)基礎理論,所以,剔除臟腑學說并非推翻中醫(yī)基礎理論,而是推翻中醫(yī)中的這種以五行觀來認識人體、認識醫(yī)學的思維觀。

剔除臟腑學說,其統(tǒng)馭下的諸多元素依然有其醫(yī)學意義,因為它們其中一些是來自于臨床,我看倒不妨把五行臟腑學說比做是附著在中醫(yī)中藥之上的一只毒蜘蛛。

二千年前的古人把五行思想引入到醫(yī)學在當時是一種創(chuàng)舉,但二千年后的今天,如果我們還在遵循這種模式,那就是今人的愚昧無知了。

《黃帝內經》雖然是中醫(yī)經典,但在其產生發(fā)展過程中不斷被后人所改編,臟腑學說的加入,恐怕是最徹底的一次洗腦、改編。所以,今人即便是改編《黃帝內經》也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新鮮事,因為戰(zhàn)國人做過、漢朝人做過、晉朝人做過、隋唐人也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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