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傷寒論》類方研究的學術意義
南京中醫(yī)藥大學 黃 煌
打亂《傷寒論》原有以六經(jīng)為綱的編次順序，改為以方劑為中心的分類形式；從逐條解釋原文，轉向歸納分析方證藥證，這是18世紀以后我國及日本《傷寒論》研究的主要動向。一大批以方類證著作的問世以及許多經(jīng)方家的涌現(xiàn)，形成了《傷寒論》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類方派”。
1 類方研究的回顧
最早以類方形式全面編集《傷寒論》的是著名傷寒家柯韻伯。1729年（清•雍正七年)，他的《傷寒來蘇集》作成。他認為“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而歷代注家或隨文敷衍，或奇說巧言，違背張仲景心法。遂根據(jù)《傷寒論》中有“太陽證、
桂枝證、
柴胡證”等名詞，采用以方名證，以經(jīng)類證的方法重編，即以方證名篇，再附以原文。又列舉六經(jīng)脈證總綱，某方證為某經(jīng)所重者，即分列于某經(jīng)。如
桂枝湯證、
麻黃湯證列于太陽脈證下，
梔子豉湯證、
白虎湯證列于陽明脈證下。繼柯韻伯而起，主張類方研究更徹底的是著名醫(yī)學家徐靈胎。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徐氏“探求三十年”的心得之作《傷寒論類方》終于定稿。他認為，張仲景當時著書，“不過隨癥立方，本無一定之次序”，故《傷寒論類方》“不類經(jīng)而類方”，共分十二類，每類先定主方，然后附以同類諸方，共分桂枝湯類、
麻黃湯類、
葛根湯類、柴胡湯類、梔子湯類、承氣湯類、
瀉心湯類、白虎湯類、
五苓散類、
四逆湯類、理中湯類、雜法方類，六經(jīng)脈證則附于書末�？�、徐兩氏之后，有王旭高（1789－1862)的《退思集類方歌訣》，左季云的《傷寒論類方匯參》（1927)，江蘇省中醫(yī)研究所的《傷寒論方解》（1959)以及近十年出版的《傷寒論方證研究》、《傷寒論湯證新編》、《傷寒論方運用法》、《中醫(yī)名方應用大全》等，均采用了類方的研究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漢醫(yī)對類方研究也情有獨鐘。在徐靈胎完成《傷寒論類方》后僅3年的1762年，日本的古方派大師吉益東洞也完成了作為該流派經(jīng)典著作的《類聚方》，此書將《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中的處方與證“列而類之，附以己所見，其有疑者，矩之以方焉”（自序)，其研究思想與編集方式與《傷寒論類方》十分相似�！额惥鄯健吩谌毡緷h方醫(yī)學界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后世相繼有《類聚方集覽》、《類聚方辨正》、《類聚方集成》、《類聚方廣議》等著作問世，形成了一股古方熱。
2 類方研究的理論依據(jù)
類方派的學術主張是什么？其思想實質是什么？這些問題的研究對于正確認識《傷寒論》乃至整個中醫(yī)學的科學實質，對于活躍當今中醫(yī)學研究思路，必然帶來有益的啟示。
強調以方名證，方證相應，是類方派最主要的學術主張。其理論依據(jù)主要有以下幾點：
（1)方證相應與否的鑒別是醫(yī)者基本的臨床技能，也是《傷寒論》的基本精神。與基他《傷寒論》注家不同，類方派所注意的并不是傷寒中風等病名，也不是六經(jīng)臟腑等理論術語，而是《傷寒論》中最基本的內容——方證。在他們看來，《傷寒論》的基本精神是方證相應，是有是證便用是方�？马嵅f：“仲景之主，因證而設，非因經(jīng)而設，見此證便與此方，是仲景活法。”徐靈胎說，《傷寒論》是一本“救誤之書”，而“誤治之后，變證錯雜，必無循經(jīng)現(xiàn)證之理”。故張仲景當時著書，“亦不過隨證立方，本無一定之次序”。所以，按六經(jīng)、病名去編集《傷寒論》，均不如以方類證為合適。隨證立方，與《傷寒論》中“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治療原則是一致的。《傷寒論》中有“桂枝證”、“柴胡證”等稱呼這點也證實了張仲景的這種以方證為中心的臨床思維方式。徐靈胎還說，以方類證的《傷寒論類方》能“使讀者于病情藥性，一目了然，不論從何經(jīng)來，從何經(jīng)去，而見癥施治，與仲景之意無不吻合……”。這里的“見癥施治”，便是辨方證施治�！爸倬爸狻�，實際是《傷寒論》乃至中醫(yī)學的基本精神。吉益東洞則說得更直截了當：“醫(yī)之學也，方焉耳”（自序)，其私淑弟子尾臺榕堂在《類聚方廣義》中也補充道：“醫(yī)之急務，在方證相對如何耳”（題言)。
（2)方證是證的基本構成，而《傷寒論》的方劑分別與六經(jīng)的表里、寒熱、虛實、陰陽相對應，因此，掌握了《傷寒論》方劑的應用規(guī)律，便能掌握辨證論治的基本法則，臨床上自然能應變無窮。徐靈胎的話是：“蓋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變遷無定，知其一定之治，隨其病之千變萬化，而應用不爽�！保ㄐ�)“方之治病有定”中的“方”，主要是指《傷寒論》“方”；“治病有定”的含義有二：一是指《傷寒論》方于應用指證有明確的規(guī)定，二是指《傷寒論》方證是六經(jīng)、八綱等機體的反應狀態(tài)的具體反映形式，與強調特異性的病名診斷相比，辨方證就是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吉益東洞的話是：“夫醫(yī)之處方也，隨證以移。惟其于同也，萬病一方；惟其于變也，一毒萬方”（凡例)。這里的“萬病一方”與“一毒萬方”是辨證論治的不同說法。需要指出，《傷寒論》是一部治療多種外感疾病的著作，其中科學地記載了在外界致病因素的刺激下機體的多種機能反應狀態(tài)及治療方法。其中的方劑大多是經(jīng)過數(shù)千年實踐檢驗證明是有效的良方，這些方是“證的方”，而不是“病的方”。因而，《傷寒論》方證的研究顯得更為重要。雖然研究的是方證，實際上是研究治療方法及原則，這種寓思想于實證的研究方式，是與中醫(yī)學極強的實踐性相一致的。
3 類方研究的意義
從醫(yī)學發(fā)展的角度出發(fā)，類方的研究有其積極的意義。這首先是因為，規(guī)定方證是中醫(yī)規(guī)范化的基礎，是醫(yī)學發(fā)展的前提。長期以來，中醫(yī)學的不規(guī)范現(xiàn)象是十分嚴重的。就《傷寒論》一書為例，宋代以后，注家日多，每家皆持一說，有主三綱鼎立說者，有主經(jīng)絡臟腑說者，有主氣化說者，且編集體例也各不相同。至于對論中的條文更是意見不一。正如徐靈胎所說“后人各生議論，每成一書，必前后更易數(shù)條，互相訾議，各是其說，愈更愈亂，終無定論”（《傷寒論類方•序》)�！秱摗费芯恳院螢闃藴�？如何規(guī)范？徐靈胎經(jīng)長期研究，最后決定以方證入手，因為醫(yī)者隨證立方，最為具體，處方的組成、劑量、加減法，皆可以作出規(guī)定，特別是張仲景的方劑，于此規(guī)定甚嚴，“各有法度，不可分毫假借”。研究《傷寒論》的方證，無疑是研究中醫(yī)學的臨床規(guī)范，其意義不言而明。所以，徐靈胎對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較滿意，完成《傷寒論類方》以后，才在序文中寫上“乃無遺憾”四字，柯韻伯對其《傷寒來蘇集》以方名證的方法也充滿自信，說“雖非仲景編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凡例)。與中國的傷寒家一樣，吉益東洞也是不滿當時日本醫(yī)學“空言虛語，臆說理義”（《類聚方•凡例》)“其方法不統(tǒng)一，而治療無規(guī)”（《類聚方廣義•題言》)的傾向、而提倡古醫(yī)學，強調恢復張仲景的診療標準。據(jù)說《類聚方》于寶歷十二年（1762)刊行之后不久，在京都、江戶即賣出一萬冊，以后，作為日本漢方的臨床規(guī)范，《類聚方》有力地促進了日本醫(yī)學的進步。
其次，方證研究便于理解藥性及方意，便于臨床使用，正如《類聚方•凡例》所言：“諸言以類就位……其方之用與藥之能，可得而言矣�！薄额惥鄯綇V義•題言》也說：“類聚之旨，在審方意、便方用也�！毙祆`胎也認為類方能使讀者“于病情藥性，一目了然”，不失為“至便之法”（《傷寒論類方•序》)。類方使用的是比較異同的方法，由于《傷寒論》有關方證散在于條文中，前后參差，或隱于字里行間，故分類比較無疑是主要的研究方法。通過方證比較得出的藥證，比《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記載的內容為實用，更為詳實，也更為科學。吉益東洞尚通過《傷寒論》方證的分類比較，研究了藥物的使用指征，著成了頗有特色的臨床藥物學專著《藥徵》。
再是，方證的研究使《傷寒論》研究走出了傳統(tǒng)的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圈子，而直接面對臨床。長期以來，《傷寒論》一直被作為傷寒病的專書，其辨證論治的普遍原理未得到廣泛的認識，一些問題長期爭論不休，如《傷寒論》是傷寒專書抑是傷寒雜病合論之書？《傷寒論》僅為狹義傷寒而設，還是為廣義傷寒而設？傷寒與溫病別途還是寒溫一體？若從方證的角度看，問題便是十分清楚的。有是證便用是方，著眼點不在病而在證，其適應范圍當然不拘于傷寒一病了�？马嵃孛鞔_地提出《傷寒論》中是傷寒與雜病合論，《傷寒論》方不僅僅合于傷寒，也能用于雜病，所謂“傷寒雜病，治無二理”，“仲景方可通治百病”，從而使《傷寒論》方的應用范圍大大擴大了。同時，各家在方證的研究中必然突破《傷寒論》的范圍，而汲取后世臨床經(jīng)驗，如王旭高的《退思集類方歌訣》，即以徐靈胎的《傷寒論類方》為本，又附以《金匱要略》方，后世方及作者的經(jīng)驗方，共分24類；左季云的《傷寒論類方匯參》中匯集了臨床常用的加減主治及各家應用經(jīng)驗，使《傷寒論》方更為實用�，F(xiàn)代許多方證研究著作中更是大量引用建國以后有關《傷寒論》方臨床應用的報道資料，充分體現(xiàn)了《傷寒論》方一方治多病，一病有多方以及中醫(yī)學異病同治、同病異治的特點。同時各家在研究中重視《傷寒論》原文而又不拘原文，使研究的立足點從文獻轉移至臨床，《傷寒論》的錯簡重訂與維護舊論的爭論也變得無意義了。這不能不說是《傷寒論》研究的一大突破。
《傷寒論》類方研究的實質是醫(yī)學研究的實證化，即尊重前人的臨床經(jīng)驗與事實，強調中醫(yī)學的實踐性。這種思想，對于促進中醫(yī)學中臨床實驗醫(yī)學的發(fā)展，提高中醫(yī)學的臨床療效，有積極的意義。明末清初，我國學術界對空疏浮泛的宋明理學作了深刻的反省，“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之風興起，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中醫(yī)學界也開始重視整理應用前人的經(jīng)驗與臨床事實，重視方劑藥物的研究，特別是漢代醫(yī)典《傷寒論》的研究，類方派正是其中的代表。日本的現(xiàn)代學者也曾將《類聚方》作者吉益東洞為代表的古方派的出現(xiàn)，稱為日本的“文藝復興”，它“并不意味著醫(yī)學的倒退，實質是醫(yī)學的自然科學化”（山本嚴)。應當指出，中醫(yī)學是一種漢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其中有大量的人文科學的內容，完全純自然科學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違中醫(yī)學的本質的。但是科學實證是醫(yī)學的基本精神，這點無可非議。作為一項傳統(tǒng)的實證研究，類方及方證研究仍應在中醫(yī)學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參考：
http://med126。com/forum/viewthread.php?tid=58958&highlight=
第#2、#9，知止老師、志一老師有不錯的評述。
－－－－－－－－－－－這種分直觀些，有是癥即用是藥，初學者易得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