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雜病:《傷寒論》證候辨析

辨證論治的前提是辨證，只有正確的辨證，才會有針對性的治療。漢代以前，人們對疾病的認識還沒有安全上升到理論階段，多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這從《傷寒論·序》中可以看出。
　　
      怎樣對證候進行分析？張仲景在古代哲學———陰陽學說指導下，將傷寒證候分為兩綱，即三陰三陽。然后在兩綱之內辨其六目，即表里之位、寒熱之性、虛實之體。這就是后世人們所概括的“六經辨證”，實為八綱辨證的淵源。這種分析方法是古代醫(yī)學認識論的飛躍。有了這個綱目，就使后人如同“飲了上池之水”，“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
　　
      在具體分析方法上，張仲景用比較分類法、考論虛實法、假喻達旨法、對偶舉證法等，對397條進行了交叉印證、反復推論。使得這些條文井然有序，病證分明。
　　
      比較分類法
　　
      是最基本的邏輯方法。這種方法是在比較的基礎上，根據事物之間的異同，探索他們的內在聯系與運動規(guī)律。此法有兩種。一是異中求同法，即在不同病證中找出他們質的相同點，以便合而治之�！秱�寒論》中每篇的第一條就是對千變萬化的疾病的高度歸納，每一個方劑的代表證候就是對諸多疾病橫斷面相同部分的集中概括。例如54條：“病人臟無他病，時發(fā)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wèi)氣不和也，先其時發(fā)汗則愈，宜桂枝湯�！比绻�我們把“臟無他病”解釋無內臟疾病，那么這里所說的“衛(wèi)氣不和”就是外感疾病的共有證候。又如101條：“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這里所說的“柴胡證”實為半表半里證。我們可以把這種“柴胡證”看成是廣義的證候，它并不需要脈癥俱現，也就是說在不同疾病、不同體質、不同性別上見到一癥即可。晉代以后在對《傷寒論》條文重新排序時，有人就采用桂枝湯類、柴胡湯類等去組合，這其實是對傷寒病證的異中求同法。二是同中求異法，六經病各篇的脈癥并治，就是對同病的辨證與同證的辨治。例如同是太陽病，就有中風表虛、傷寒表實之分。同是中風表虛證，就有桂枝湯證、桂枝加葛根湯證、桂枝加厚樸杏子湯證等。又如24、25條，服桂枝湯后，大汗出、脈洪大均相同，不同的是后者有大煩渴不解，為熱傷氣陰所致，故用白虎加人參湯清熱益氣養(yǎng)陰；而前者仍為表虛不解，故繼續(xù)用桂枝湯治療。
　　
      考論虛實法
　　
      就是試探法，也叫驗證法。這里所說的虛實是邏輯學上的名詞，指客觀事物的存在與否。東漢哲學家王充說：“事有證驗，以效實然。”張仲景不憑主觀臆斷去處理疾病，對于似是而非的病證，多用試探法以求虛實，在獲得確鑿證據后，再對證治療。如209條：“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故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也，不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此但初頭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闭撝羞�有若干以藥測證的條文，如159條關于下利的辨析，先予理中法，利更甚者，知病在下焦，改用赤石脂禹余糧湯。還有332條恐為除中，食以索餅法；75條教試令咳以測耳聾法等。這種膽大心細的診斷方法，對于病情復雜或疑似多端的病證無疑是很需要的。
　　
      設喻達旨法
　　
      古稱“連珠法”，是中國古代邏輯學的一種表述形式，與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式”相似。不過中國古代多以“二段式”表述，即“前提”與“結論”�！秱�寒論》中關于證候性質的分析運用這種方法較多。如條文中“若……此為……”“但……此為……”“反……此為……”“何謂……名曰……”“……者，屬……也�！薄八�以然者……故也�！薄啊�…者，必……”等。最有代表性的條文是236條：“陽明病，發(fā)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fā)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為瘀熱在里，身必發(fā)黃，茵陳蒿湯主之。”其他還如125、149、185、201、237等條。雖然有的條文不若上邊所說明那樣一定格式，但其分析的方法仍屬“二段式”的范疇。
　　
  對偶舉證法
　　
      就是把一組相反的證候或具有代表性的癥狀并列行文，從而明確顯示他們的性質、關系及其治法。如7條：“病有發(fā)熱惡寒者，發(fā)于陽也；無熱惡寒者，發(fā)于陰也�！边@是區(qū)別陰證陽證的總綱，發(fā)熱惡寒與無熱惡寒的對偶舉出，涇渭分明，利于鑒別，便于掌握。又如11條的寒熱在皮膚與骨髓的對舉；131條結胸與痞證的對舉；大青龍湯證（38、39條)與小青龍湯證（40條)的對舉；103條小柴胡湯證與大柴胡湯證的對舉；327條脈浮與不浮的對舉；279條桂枝加芍藥湯證與桂枝加大黃湯證的對舉；327條攻表與溫里法的對舉；378條寒嘔與329條熱嘔的對舉等。這種在條文與條文之間和條文內部的證候對舉、湯證對舉、脈象對舉，對于理解證候必須與選擇適當方藥是十分有利的。
　　
      傷寒證候分析方法還有反證法、淘汰法等。張仲景在運用這些方法時，雖然還沒有達到十分圓滿的程序，而且對于病、證、癥三者之間的關系還沒有嚴格的劃清內涵與外延的界限，但他已經掌握了當時自然科學的辨證方法，并且依據這種科學方法，總結出了中醫(yī)辨證論治的基本規(guī)律。如果我們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路去探討張仲景的學術成就，就不會被所謂深奧及其神圣所迷惑而畏懼不前，對《傷寒論》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疑點就會得到正確的解答。